医疗保障立法，让幸福生活多个保险箱

读者朋友，你知道“医疗保障”与“医疗保险”这两者的区别吗？从《“十四五”全民医疗保障规划》就可以看出，我国正构建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，医疗救助为托底，补充医疗保险、商业健康保险、慈善捐赠、医疗互助等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。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、增进民生福祉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，“托举”的事项关乎民生大计、关乎每个人的生活，所要“管”的范围比医疗保险大得多。但是，当前我国仍没有一部专门性的医疗保障领域的法律，立法空白亟待填补。

近日，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（草案）》，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。会议指出，要以此次立法为契机，进一步完善我国医疗保障政策体系，有效保护参保人合法权益，打牢人民群众病有所医的制度基础。对此，业界人士指出，医疗保障法的制定既是巩固改革成果、实现制度定型的必然路径，也是回应民生关切、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，对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远意义。当医疗保障法正式成为法律后，14亿多人的整体利益、根本利益、长远利益将多个保险箱，拥有更坚实保障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日益健全，建立起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网，群众就医用药负担持续大幅减轻，全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。与此同时，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也浮现出来，其中立法缺失问题较为突出，进而产生了三重困扰。

第一重困扰是高位阶立法缺失带来医疗保障工作协同难。当前，我国有关医疗保障的法律规范主要散见于社会保险法、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、残疾人保障法、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、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，导致相关各方的权责界限模糊、推进工作缺乏清晰的上位法依据。比如，让每一分钱都用于增进人民健康福祉，需要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工作。尽管多年来多部门扎实开展医保基金违法违规问题整治工作，取得了显著成效，但这项工作因缺乏上位法支撑，面临行政法规威慑力不足、行刑衔接断层削弱打击效力、飞行检查等新型监管手段未获上位法授权等现实难题，亟须通过制定医疗保障法明确法律授权、统一执法标准、强化协同机制。

第二重困扰是现有法律条款滞后于医疗保障实践。我国的医疗保障事业已从单纯发挥减轻看病就医费用负担功能，向衔接养老、育幼、扶弱、新药应用等领域工作迈进。相关工作涉及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医药集中带量采购、系统谋划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、深化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改革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、优化医保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，需要医疗、医保、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，以及市场主体、社会力量等多方协调与平衡利益，并通过专门立法维持工作稳定性和连续性，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，更好地回应民生关切、维护社会公平。

第三重困扰是构建公平可持续的医疗保障体系呼唤诸多“制度的答案”。我国的医疗保障事业起步较晚，需在发展中不断解题；现行医疗保障制度缺乏统一立法规范，城镇职工医保、城乡居民医保、大病保险等制度存在地域性差异；参保人履行缴费义务后，在个人账户使用规则、异地就医报销范围等方面缺少法定保障和约束，易造成认知误区和灰色地带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、妥善解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保障、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激励等工作，都亟须通过医疗保障法明确筹资责任，构建与人口结构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可持续筹资体系。

医疗保障制度关乎全民的切身利益。期待医疗保障法加速出台，就增进14多亿人的民生福祉凝聚更多力量，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、共同发展，形成政府、市场、社会协同保障的格局。同时，在全民医疗保障向全民健康保障迈进的过程中，强化多主体协商共治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，凝聚改革发展共识，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治理水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