鲜明阐述西夏文明的中华文明属性

榆林窟第3窟东壁南侧五十一面千手观音变中的犁耕图 资料图片

榆林窟第3窟东壁南侧五十一面千手观音变中的舂米、杂技场景 资料图片

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 光明图片/视觉中国

编者按

近期，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、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李华瑞新著《回望贺兰：西夏文明史再研究》由中华书局出版，恰逢不久前西夏陵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学术界认为，这本书是近年来诠释解读西夏文明的重要成果，回应了一些中外学者关注的西夏史研究重要议题，有利于建立起中国西夏学研究的学术话语。本报特邀西夏学专家杜建录撰文评析。

李华瑞教授《回望贺兰：西夏文明史再研究》，是西夏文明史研究的集大成者，全书视野宏阔，新论迭出，尽管有的内容在各种场合讨论过、领教过，有的在学术论坛或学术刊物发表过，但仔细读来，还是震撼和兴奋。我认为，该成果大体有如下特点：

一是立足百年西夏学发展史，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。在系统梳理学界有关中外文献中Tangut称谓流变、党项拓跋部的族属、党项拓跋政权的性质、西夏故地前史、吐蕃王国对唐中后期西夏故地的影响、西夏的国名和民族、西夏的政治与经济、西夏文的创制、西夏的儒家文化、西夏的法律制度、汉藏佛教在西夏的传播、西夏美术考古中的文化基因等方面成果的基础上，作者对西夏文明的属性和历史地位做出了深入的研判。诸如俄美西方学者缘何以“Tangut”指称党项，党项拓跋姓氏源于鲜卑其来有自，唐代河陇吐蕃化与西夏建国后华夏文明再建，西夏文明的诸层面，西夏文明史研究范式等，逐一层层剖析，解决了多年来学界熟视无睹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。

二是以重大问题为导向，在研究内容上抓事物的本质，通过梳理若干关键重大问题，从中揭示西夏文明的本质。如对唐朝党项大迁徙的讨论，这是多年来学界关注的重点，过去主要强调党项逐渐东迁到陇右庆州和鄂尔多斯南缘的平夏后，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加强了，忽略了唐朝政治上对党项羁縻统治的意义。为此，作者明确指出：“羁縻州在党项融入华夏民族、沐浴华夏文明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突出的。”有关党项拓跋部是羌人还是鲜卑人，自唐代以来成为一桩学术公案，随着《拓跋守寂墓志》出土，虽然羌族说较胜，但作者在学术史爬梳的基础上，提出党项拓跋姓氏源于鲜卑其来有自，令学界耳目一新。

三是对西夏文明的内涵给出明确答案。作者没有从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成果（城市、金属工具等）与精神成果（文字、宗教、法律、艺术等）讨论西夏文明，而是将其置于汉唐华夏文明的视域下考察，包括成熟的官僚体系与法律制度，以儒道为核心的意识形态，中国化的佛教，以汉字为核心的汉字文化圈等。由此对西夏文明的内涵给出了明确的答案，如西夏建国结束了西北地区分裂混乱以及蕃化与汉文明不彰的局面，元昊主动按照中原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来建国，使重建华夏文明成为可能；西夏前期基本确立和完善各种典章制度，奠定立国规模，巩固以党项贵族为主体的联合专政；西夏的蕃学离不了汉文化，蕃文只能是传播汉文化的工具；《天盛律令》在编纂内容上糅合了《宋刑统》和《庆元条法事类》，在基本原则和法律宗旨上秉承了中华法系的指导思想；西夏上自帝王将相，下自平民百姓都崇信佛教，但王权从来高于教权，教权服从于王权；西夏美术是源自、模仿和继承华夏文明而来，是生根于千百年来中华文明的沃土里。西夏石窟艺术、西夏绘画艺术、西夏陵呈现出蕃族文化“小异”与华夏文化“大同”两种内涵，党项族、吐蕃族、回鹘族文化特色，乃至已华化的中亚文化特色，是“小异”，与华夏“大同”不可等量齐观。

对西夏文明史研究的范式，作者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，明确指出《夏圣根赞歌》《颂师歌》以及藏文《红史》中的传说史料价值和《宋史》里的《党项传》《夏国传》的记载不能同日而语；注意西夏建国前党项族文化与建国后西夏文明的区别；西夏文明的形成是8—11世纪河陇、河套地区华夏文明暂时衰落后的又一次复兴；西夏文明不是对汉唐河陇地区华夏文明简单的重复，而是有新的文明因素增加进来；西夏时期的吐蕃已经和汉族、羌、回鹘交融在一起，西夏统一西部前，这一地区的吐蕃、回鹘诸部各自为政，西夏统一后，他们已成为西夏国民，并在西夏统治下，部族文化服从于国家倡导和实施的文化政策，其文化认同重新开始，认为西夏受吐蕃文化影响要重新认识；唐宋时期吐蕃文化与回鹘文化也有华夏文明的身影，即使有一些中亚文化的因素，那也是华化的中亚文化，吐蕃文化、回鹘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明史形成过程中的组成部分。这些创新认识，在西夏文明研究中具有理论意义，同时，对研究辽、金等多民族政权的文明提供了范式。

四是对西方有关西夏文明是中亚文明的回应为本书最大亮点，也是本书的核心。中国学者认为西夏是中古时期由党项人建立的，包括汉、吐蕃、回鹘等在内的多民族政权，西夏文明是中国文明，西夏文化是中华文化；俄西方学者则将西夏视为中亚国家，西夏文明是中亚文明，而不是中国文明。1961年苏联西夏学者克恰诺夫发表《西夏文化及其在中亚文化中的地位》，明确指出西夏文化是中亚文化。1993年俄国学者捷连吉耶夫-卡坦斯基《西夏物质文化》一书序言中说：“公元10世纪曾建立过大夏国的党项民族在距今七个多世纪以前，就已经从中亚的版图上消失了。”2012年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克恰诺夫的颂寿论文集定名为《中亚唐古特》。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《中亚文明史》也持这个观点。多年来中外在西夏文化研究上各有话语，互不交锋。2021年《东亚出版与社会》发表英国皮得·柯尼基《评史金波著、李汉松译〈西夏文教程〉》一文，在充分肯定这部西夏文教程水平的同时，指出教程的作者将西夏文化定位为中国文化，而不是中亚文化，显然是错误的。为此，史金波先生专门撰文，亮明中国学者的观点，批驳柯氏的谬误。李华瑞教授较早注意到西方史观的谬误，旗帜鲜明进行批驳，2020年在《西夏学》发表《西夏是一个中亚国家吗？——评俄国近三十年的西夏史研究》，指出了俄罗斯学者将西夏文化归于中亚文化的谬误，阐明西夏文明的中华文明属性和内涵；2024年又在《中国史研究动态》上发表《重建华夏文明：元昊建国历史意义的新思考》。从一定意义上讲，《回望贺兰：西夏文明再研究》，就是以回答“西夏是一个中亚国家吗”为中心议题，讨论11—13世纪西夏对河陇、河套文明的重建。从西夏文明的内涵、西夏历史地位与影响等方面，对中亚史观做出全面系统的回应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怎么肯定它的学术价值都不为过。

近年来，围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国学术话语，让世界深入了解中国西夏学，学界推出了“读懂中国之读懂西夏”系列，通过各种外译项目，在国外出版发行中国西夏学成果。目前签约20种，已出版《西夏艺术史》《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》等7种，期望《回望贺兰：西夏文明史再研究》这样的高水平著作能尽快外译出版，让国际学界了解中国声音，彰显中国在西夏文明研究中的话语。

（作者：杜建录，系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、西夏学研究院院长、教授）